民間科技智庫「科薈研究中心」最近發佈了其就香港創新科技政策的研究。該研究花了兩個月時間完成，由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徐岩教授主持，就著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的推動因素及障礙，探討本地創新産業的發展及有關政策。
徐教授認為，過份依賴金融發展令香港經濟現時陷入極為不平衡的情況。當「亞洲四小龍」的其餘三地南韓、台灣及新加坡在八十年代紛紛制定及落實科技政策時，香港卻直到一九九九年始發展出正式及多方協調的創新政策。與其他經濟體相比，香港政府經常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，直到業界施壓，才按著只問投入、不問效益的『投入思維』（Input-thinking）投入資金。世界經濟論壇的『2007~2008世界競爭力報告』排行榜上，香港的創新能力在僅排第二十三名，遠遠落後於南韓、台灣及新加坡。徐教授引述研究報告，指創新成就較高的國家，均設立了清晰的政策制定架構，配合創新推動流程，支援業界發展創新科技。此與管理學界近年所提倡的「產出思維」（Output-thinking）相近，並非純粹的藉投資以達致目標，而是著重於推動產出以及發展流程的管理及協調，以及運用資源的成效。
香港政府在1998至2004年間，通過創新科技基金等，投資在研發的經費大幅增加，但同期新增專利遠低於其他地區，不同數據均顯示不可能靠提高投資，以扭轉香港創新劣勢。
報告中提及了「開放型創新模式」 (Open Innovation Model) 是香港可考慮的發展路向。徐教授指出，即使香港的創新基礎相對下較為薄弱，但在全球化經濟下，全球許多企業已執行創新科技轉移及應用機制。香港企業可借助外地的創新科技，將自己業務模式由原設備生產(OEM) 轉成原設計生產(ODM)，繼而轉成原品牌生產(OBM)，藉更堅實的基礎，發展香港的創新型經濟。此外，香港亦需把握現有的優勢及條件。全球最大規模化工企業之一的美國杜邦公司早前簽署協議，在香港科學園建立研究中心，其中決定性因素為香港科技大學在納米科研上的成就，以及香港能作為與中國交易的橋粱性角色。
談到研究報告內容，科薈研究中心主席譚偉豪博士表示，香港在三十年前經歷過經濟轉型的困境，成功克服工業成本上升、鄰近地區的競爭等挑戰，成功將「在香港製造」變為「由香港製造」。他認為，面對全球化及世界各個經濟體均集中發展創新科技下，香港亦需進化為「由香港創新」。
他指出，香港的學生在數理方面能力，雖然高於全球同齡學生平均水準，但由於香港社會過往未有推動在創新科技風氣，因此現時新一代，包括大學生和中學生，普遍地不熱衷於此方面，不單影響了創新科技在本港的發展，亦因而局限了香港人為「創新消費者」而非「創新製造者」的角色。
譚博士提出，政府、企業和文化三方面需共同改變才能達到成果。政府需建立有助科技產業發展的架構，制定並落實相關政策措施，營造適合發展的環境。由中小企創出的企業奇跡比比皆是，只需合適的氣氛環境以培養信心和鼓勵投資，香港在創新科技上亦能有所發展。教育是影響下一代的最佳辦法，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就科技創新調整教學內容，將帶出鼓勵其餘學院參與研討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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